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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过历史探究文明实质

透过历史探究文明实质

——访《笔落三千年》作者、85后畅销书作家李禹东
2019年03月12日 14:36 - 来源:发展导报

  今年1月底,一本历史新小说《笔落三千年》在京东网、当当网、淘宝网以及全国各新华书店陆续上架,受到市场青睐。该书上市以来,一直居京东网小说排行榜前十位中。读者拿到书后更是好评如潮。

  这本书是85后畅销书作家,“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奖”得主李禹东,在继《人间犬吠》《失焦》等长篇小说后的又一力作。

  仔细翻阅这本书,就会发现,这本书以甲午战争的失败为主轴,以富有争议的李鸿章那屈辱而又感伤的外交生涯为核心,从世界大势的全局来看中国。其情节开合有致,人物极具典型意义。

  以史为镜,可以正衣冠。今天,当人们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迷失了方向、有所怠慢的时候,这本历史小说,能够带着你重现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,使读者们能够在这时空的穿梭中,为今天的自己,找到前进的动力——去思考、去探索、去回忆、去重新认知今时今日,在新时代奋斗的意义。

  记者:首先祝贺您新作《笔落三千年》出版。请先简要介绍下新书的内容吧?

  李禹东:简单来说,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,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一段心路历程。当然,以此衍生的内容远不止于此。

  记者:说到李鸿章,您怎么看待这个历史人物?在您的笔下,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李鸿章与史书中的人物有什么区别吗?

  李禹东:从本质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。虽然有人曾问我,你小说里的李鸿章是不是就是要颠覆原来的李鸿章卖国贼形象?但事实上并不是。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,李鸿章他就是一个落后的分子,一个落后的封建士大夫。他的进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。晚清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像后来的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状态,主要还是因为封建阶级不愿意通过放权来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、工业文明的进步。包括像洋务运动,其实洋务派整个都是封建士大夫阶级,仍然把资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,并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的改革,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。所以,李鸿章的洋务运动,正好就是来维护这个封建体制的,所以其实小说里李鸿章这个人物和史料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,虽然里面讲了他很多感伤的成分,但是绝对不是帮他洗白,绝对不是说要把他反过来变成一个“英雄”,绝对不是这样的。

  记者:看来在这本历史小说中,您以李鸿章的个人命运为切口,从世界大势的全局来看中国。这样的题材创作需要作家自己 “有功夫”,还必须“下功夫”,为了这部书,您都做了哪些功课?

  李禹东:功课做了很多。写作的时候,案头的书摆了老高,这里面除去一些专业历史学者对这段史实的研究外,还包括各种各样从不同角度评价这段历史、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、评价中华文明兴衰更替的一些社科类作品。我所做的功课主要是,第一,更细腻和全面地掌握史实,第二,用我自己逐步完善的思想逻辑体系,去解读这段历史,并且透过历史的脉络,探究我们文明的实质。当然,这些不可能全都在小说中描述,但作为创作一部作品的基础,是非常重要的。

  记者:为什么将书名定为“笔落三千年”呢?

  李禹东:这个名字源于李鸿章做洋务运动时所讲的一句话。看到西方的工业文明,他当时感慨说,中国赶上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什么是三千年未有?中华文明五千年,学界有人认为,这五千年中,至少有三千年,包括从经济、科技、军事,我们都是世界的引领者。可是1840年以后,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,所有这些辉煌全都没有了。

  为什么是“笔落”三千年?这个笔,就是外交官的笔,就是李鸿章的笔。签完了卖国条约,三千年的辉煌不再有人提起,反倒成了最感伤的背景墙。所以,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浓重的感伤。

  记者:封面书名译作 “The End A Start”,是不是体现了您这本书的创作初衷?

  李禹东: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翻译的。这本书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,和我写作的一本纪念册——《尸骸上的舞者:一战华工100年》一起,被选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“一战中国劳工”活动的赠书。参会的人来自全世界,规格很高,甚至还有诸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这样重量级的人物。他们并不一定都懂中文,我这样翻译这个标题,就是想说明一点,虽然近代中国曾有过那样一段屈辱的历史,但如今,我们又回来了。也想告诉世界,任何困难都打不倒我们,我们看似最弱小的时候,恰恰是我们再次强大的开始。

  记者:以史为镜,可以正衣冠。您也曾说,作品首先应该对社会起到积极作用。作为历史小说,您希望读者从这本书可以获得什么?

  李禹东:我在前言里把这句话简化了,李世民的原话说得更详细一点,应该是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其实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历史爱好者,大家都希望让自己看上去有点文化。但是日常生活太累了,人们没太多精力静下心来去读一本真正的史学作品,因为太严谨的东西往往会显得过分枯燥。所以,很多人就会把读历史小说、或者看那些宫廷剧当成自己求知的一种方式。小说和电视剧是艺术,既然是艺术,为了好看,杜撰和编造一些内容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,但我个人认为,身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状态下,作为一个作者,我有责任在历史内容上保持一种真实性。所以这本书的一个特点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、事件的性质,我都是根据现有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作为根基的,并没有进行任何杜撰。与史料不同的,只是表现的艺术手法上,还有对人物内心的剖析上,你可以看到各种意识流、各种内心独白、各种矛盾切入点,这些都是为了让它在不违背我原则的基础上,显得更加好看。如果读了我的书,百忙之中的读者忽然产生了对历史、现在和未来的一些思考欲,那就可以说,我达到了自己创作这本书的目的。

  记者:您之前的小说创作多以侦探悬疑立世,什么原因促使您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的外交领域?

  李禹东:写侦探小说的时候,我还很小。那时候写东西,更多的是喜欢故事本身的刺激性。而写作上一本《失焦》时,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。悬疑只是我的一个工具,这个工具是为了去更好地传播我对社会的一些思考。别忘了,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,我的一个专业就叫做社会学,而外交、历史等等这些,都与社会学紧密相关。所以我并不是今天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,按照我正常的路子走下去,它本身就迟早要被触及。

  记者:这几年,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您的作品不多,但每一步走得很扎实。从《失焦》到《尸骸上的舞者》,再到《笔落三千年》,可以说,您越来越不像个“作家”,倒更像一个社会学者,能这样理解吗?

  李禹东:我对经典小说的理解,就是一个一个矛盾组成的故事。什么样的矛盾?社会群体中,最根本的角色,生产者与消费者,生产者也是消费者,消费者也是生产者,二者相互关联,衍生出无数种职业。随着生产力和社会需求的改变,这些职业有的会被淘汰,新的职业又会取而代之。所以我们就看到,生而为人,你得扮演许多角色,你会与其他的个体发生矛盾,你会与你所从事的职业本身发生矛盾,你的职业在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,不得不跟着变化,所以你的职业和时代,也会发生矛盾。另外,你的职业和别人的职业也会发生矛盾。所有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,就是社会的矛盾。写小说,在我看来,不论你写什么,写历史还是写科幻,写武侠还是写悬疑,我们所要表达的那个本质,都是一样的。

  而社会学所探讨的,其实无非也就是这些问题罢了,只不过二者表达的方式不同,小说家是在讲故事,社会学家是在说观点。二者可以相互促进,而不是冲突。

  记者: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您的成功转型?

  李禹东:是不是转型,仁者见仁。成不成功,还得他人评判。

  记者:《笔落三千年》付梓出版后,反响良好,热评如潮。这是您的第一部历史小说,此次“小试牛刀”,有什么经验或收获?

  李禹东:这本小说是我的第一部历史小说,这部历史小说对我来说是一次探路,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,我本来想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以甲午战争为核心,围绕李鸿章一个人的内心独白,向两侧延伸,然后涉及到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,直至最后他感伤离去——想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压抑的那种色调表现出来,然后再带一些意识流的方式去把它串起来。毕竟是第一次创作历史小说,现在来看,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,就是里面有一些框架相对来说没有我原来创作现实主义小说更灵活,有些东西、有些地方还需要一定的改进。下一本书如果再写历史小说的话,这个一定会有更大的突破。

  写完这本书以后,还写了两个史论,一个是《尸骸上的舞者》,还有一个就是《透支世界的游戏:美元霸权的前世今生》,这个也给我总结了很多经验,下一步会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,把故事性再提升一个档次,让人直接就能够被带进故事的环境中去。

  记者:您对自己的未来创作有什么规划?

  李禹东:说到未来的创作,前几天刚刚完成了一个系列专稿,就是刚才说的《透支世界的游戏:美元霸权的前世今生》,本来只是想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,给人们普及一些有关美国金融方面的知识,原打算四五万字就解决的,结果没想到一下子写了十来万字,究竟是要网络连载还是要出版成书,现在尚无定论。

  至于更进一步的规划,我觉得首先自己是山西人,而五千年历史看山西。山西的历史,在中华文明中,具有强烈的代表性。因此,目前有一个初步的构思,就是从我们山西的历史中挖掘一些东西出来,至于挖掘什么,其实我脑子里已经有目标了,只是暂时保密。

  记者:那就让我们静候佳作吧。

  本报记者 李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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